儲殷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1月18日02版)
  雖然崔永元先生與肖鷹教授的罵戰已經漸趨平息,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它的確是中國當代戾氣十足的公共對話的一個經典範例。很少有理性、平和的就事論事,而是動輒直指人身的意氣之爭。所謂知識分子的公共討論最後與市井無賴的罵街幾無差異,最多只是拐著彎罵人與直接跳腳大罵的區別。
  一方面,只要你聽過原生態的二人轉,你就會贊成崔永元對趙本山的評價,趙氏二人轉的確已經算是二人轉中的大雅,雖然這個雅不過是大俗中選雅、惡俗中比雅。但是另一方面,只要你認真地看過趙本山老師這十幾年來的小品脈絡,你也會由衷地贊成肖鷹教授對趙本山的批判。趙氏小品在這十幾年裡,從對基層幹部醜態的犀利批判,逐步滑落為惡毒嘲笑殘疾人、老實人的低級趣味。這不僅是俗,而且的的確確是惡俗。
  崔、肖兩位先生說的本不是一回事,一個人談的是二人轉,談的是相對而言的雅,一個人談的是“小品”,談的是春晚小品的日益流俗,但是兩人最後能夠秦瓊戰上關公,打得如此火星四濺,也的確算是一段“孽緣”。究其原因,乃是因為一旦觀點衝突,甚至只是乍聽起來的衝突,社會批評家就不再就事論事,而是火氣十足地直指人身了。不同意自己觀點的就是弱智,就是不配談邏輯。這種霸道的指摘不僅毫無知識分子行文用語的美感,而且嚴重惡化了公共對話的氛圍。這頂“弱智”的帽子其實與趙本山是雅是俗的討論毫無關係,而是由轉基因的爭論而來。這實際上意味著,爭論已經不是圍繞趙本山是雅是俗這一事件就事論事了,而是將對話的焦點直接聚焦於崔永元個人。從社會批評的角度而言,這種扭曲議題是不專業的,從公共對話的準則來看,這種對人不對事的評價是不道德的。
  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,大多數是社會學科方面的知識分子。嚴格來說,中國的社會學科在規範性、理性化上還存在比較明顯的缺陷,很多人缺乏凝聚議題的能力,也不太瞭解理性對話的規則,一旦討論問題,總是在激揚文字之間,情不自禁地向著傳統文人“好人、壞人”、“君子、小人”的二分法靠近。更悲哀的是,這其中的很多人雖有傳統之陋習,卻由於歷史的原因沒有習得文質彬彬的君子之道,最後是既不明事又不達禮,雖然懂得不少高大上的詞,但是寫起文章來,仍然是戾氣十足、簡單粗暴。
  在很多時候,作為“俗”的批評者,知識分子更應警惕自己在批評中流俗。比如說,趙氏小品最惡劣的地方,在於以他人的疾病為惡搞的對象,而以抑鬱症來攻擊崔永元,與趙本山的惡俗何其相似?又比如說,批評家說郭敬明惡媚俗,郭敬明說不管你們怎麼說,我高票房好多年了;批評家說趙本山惡俗,趙本山說,不管你們怎麼說,我都當春晚藝術家好多年了;崔永元說肖鷹先生的文字對不起教授的身份,肖先生說,不管你們怎麼說,我都當清華教授12年了——這樣的論爭,其實是不講邏輯的。
  作為知識分子在參與公共討論的時候,要理性、專業、就事論事,作為文人在面對不同意見的時候,要溫和、儒雅、保持體面。可是今天中國的很多批評家,往往既不專業,又不體面,完全靠著大學教授的名頭來虛張聲勢,真的十分讓人失望。  (原標題:社會批評不能成為潑婦罵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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